沿着曹杨路一直往北走，过了武宁路桥，右手边那片密密麻麻的工人新村，就是当年林家宅37号的老地界儿。现在那儿全是六层楼的公房，底楼开着五金店和小饭馆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六十多年前，这里曾发生过一桩让整个上海滩的刑警都头皮发麻的灭门血案。
1956年秋天的一个深夜，普陀公安分局值班室的电话突然炸响。接电话的老刑警后来回忆，那声音听着就跟喉咙里卡着痰似的，分不清男女，只说了一句“我杀人了，在林家宅37号”，电话就挂断了。值班局长一听，赶紧集合了七八个警察，打着手电筒就往现场赶。
当时武宁路两边还都是农田，路灯隔老远才有一盏，亮着昏黄的光。警察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林家宅37号门口，发现那扇黑漆木门从里面被门闩插死了，推不动也踹不开。有个年轻警员急了，用枪托砸碎临街的玻璃窗，翻身跳了进去。
他双脚落地的时候，感觉鞋底黏糊糊的，低头一照手电，差点没把魂吓飞——整个客堂间的地面上全是暗红色的血泊，有点地方已经凝固成胶冻状，还拖着蜿蜒的痕迹，好像有东西被人从门口一直拽到墙根。这间客堂间拢共才四个平方，狭小得转不开身，可血迹几乎把地面都盖满了。后头跟进来的同事没站稳，一个趔趄摔趴在血水里，爬起来时半边脸都染成了酱色。
警察们把两层楼的每间屋子都翻了个底朝天——楼上的卧室空荡荡的，除了一张饭桌和一辆童车，连张床板都没有。饭桌上积着薄灰，童车的轱辘上沾着黑褐色的干血迹。可最关键的是，屋里一具尸体都没找着，连个尸块儿都没有。那这满地的血，到底是人血还是猪血？法医连夜做了定性，报告结果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——地上那摊血，至少是六个人的出血量，而且都是新鲜的A型血。
这户人家住在林家宅37号还不到半年。邻居们说，男主人叫叶先国，三十来岁，戴副金丝眼镜，看着文质彬彬的，在附近一家工厂做会计。他老婆是个瘸腿，走路一条腿拖着地，整天低着头，不怎么跟人打招呼。夫妻俩有一儿一女，大的五六岁，小的刚会走路。案发前一个月，邻居亲眼看着那瘸腿女人领着两个孩子出了弄堂口，说是回娘家去。从那以后，叶先国也不见了踪影，可那通自首电话又是谁打的？警察查了电话局，那晚的来电是从武宁路邮电所旁边的公共电话亭打出来的，可电话亭附近卖烟的老头说，那晚上没见着有人打电话。
案件陷进一团迷雾里，警方给37号贴了两道封条，拉起了警戒线。谁料没过一个月，附近几个放学的小孩疯跑着来公安局报案，说37号的门开了，封条挂着半截在风里一晃一晃。警察跑去一看，大门确实虚掩着，锁头没被撬过的痕迹。他们再次进去检查，发现一楼地上的血迹还在，可二楼朝南那间屋子的窗户，明明上次检查时是关严实的，这回却开着条缝。有个胆大的警员探头往楼下看，差点没背过气去——那辆原本停在一楼饭桌边的童车，不知怎么跑到了二楼楼梯口，车把上还挂了半截红布条，像是什么人系上去的。
又过了十来天，住在对面的老街坊夜里起夜，看见37号二楼窗户里透出黄澄澄的灯光，还隐隐约约听见小孩的笑声，细听又像猫叫。那阵子上海正在抓敌特，公安局寻思着没准儿是特务窝子，就蹲了好几个晚上的点儿。某天后半夜，二楼灯又亮了，这回警察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堵前后门，一路从隔壁爬上去。
当两个警察用钳子剪开二楼窗户的插销爬进去时，手电光晃过那张旧饭桌——桌子上垂下一条白花花的胳膊，手指耷拉着，指甲缝里嵌着血痂，血珠子顺着小臂往下滚，滴在地板上发出嗒嗒的响声。而后间里传来几个孩子叽叽喳喳的笑声，跟水里的泡泡似的冒个不停。两人刚迈步想往屋里去，灯啪地灭了，再摸出火柴点着时，屋里只剩下晕倒在地的两个同事和那张还挂着血珠的桌面。
事情闹大发了，上头派了专案组下来秘密调查，查了一个多月，档案封了一大摞，最后就批了三个字——“暂缓办”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两年后，这案子又炸了锅。
1958年冬天，普陀分局抓了一个姓许的皮匠，是个“一贯道”的坛主。这人在审讯时要立功赎罪，供出了一份高层名单，上面赫然写着“叶先国”三个字。办案民警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名字怎么这么熟？翻开档案一对照，就愣住了：叶先国的户口本上写的是1933年出生，可许皮匠说他1924年就在河南伏牛山下见过叶先国，那时候叶先国是方圆百里的大地主，站在自家堂屋里盯着佃户们干活，脸上那颗黑痣，烧成灰他也认得。
更蹊跷的是，许皮匠说去年11月，他在江宁玉佛寺后山还见过叶先国一面。“他还是那副模样，穿着件灰布长衫，一点也没见老，我看着就瘆得慌。”许皮匠说完这话没几天，就死在了看守所里。管教早上查房时发现他跪在墙角的稻草堆上，双手抱拳举在胸前，脸上的肉红扑扑的，跟刚喝过老酒似的，法医剖了尸，什么毒物都没有。
专案组顺着“一贯道”和“伏牛山”两个线头查下去，在叶先国的老家调档案时，翻出个令人脊背发凉的消息——他父亲那一辈，爷爷那一辈，都叫“叶先国”。而且他家里压根不是什么地主富农，世世代代都是在道观里看香火的庙祝。这名字跟传位似的，一代一代往下传。
正当专案组头疼得抓耳挠腮时，上海那边送来了两个消息：其一，有人在江西龙虎山脚底下瞅见过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瘦高个，跟叶先国的通缉照片像了个八九分；其二，林家宅37号要拆了建工人新村，工人们在挖地基时，地下三米深的地方刨出一个腌咸菜用的大水缸，敲开缸盖往里一照，里面泡着的正是叶先国的老婆和两个孩子，三具尸体蜷缩在一起，皮肉鼓胀着，居然没有腐烂，跟活人睡着了一样。
叶先国在龙虎山深处一处破败道观里被抓时，正蹲在院子里烧火煮饭，锅里煮的白菜豆腐，他捧着饭碗抬头看了一眼荷枪实弹的警察，也不跑也不喊，就呆呆地坐在那里。审讯室里，他一句话不说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饭送到嘴边就不张嘴，水递到面前也不沾唇。带到医院拍X光片子时，影像科大夫拿着片子手直抖——颅腔里面清清楚楚的，没有脑组织，只有一层薄薄的脑膜贴着颅骨内壁，像只空了的柿子皮。
后来有传言说，警方把他带回已经夷为平地的林家宅37号旧址那天，刚下过雨，工地上全是烂泥。叶先国突然挣脱押解民警的手，往前跑了几步，对着原是正堂的位置，发出一阵不像人声的怪笑。押送的三个警察见着怪笑，脚下一软晕了过去。根据警察的回忆，叶先国就消失在工地拐角的雾里，那雾说来就来，白花花地浓得化不开，等散了，人就不见了。
这些事听着跟聊斋似的，但你去问现在住在工人新村里的老上海人，六十岁以上的都还能叨咕两句：“那地方不干净，60年代盖房子时挖出的土还是带血色的。”“后来的住户说夜里听过小孩笑，哭着闹着要搬家。”
叶先国这个人，确实被通缉过，也确实被抓住过。他家的案子成了上头批了“绝密”的历史悬案。至于他是不是没有脑组织，头颅会不会完好无损地开了天窗，这些全都成了街头巷尾传了几十年的魔幻谈资。如今林家宅37号早就淹没在武宁路的高楼与霓虹里，可每年农历七月半，还有爱热闹的年轻人跑到工人新村门口，指着那片停车场说：“就是这儿，当年挖出水缸的地方。”风一吹，地上的梧桐叶打着旋儿，仿佛还能听见当年那通电话里含混不清的声音——我要投案自首，我杀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