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五年一月，贵州的冬天又湿又冷，乌江的水都透着刺骨的寒气。中央红军刚打下遵义，喘了口气，可身后的国民党中央军、湘军、黔军、滇军，几十万人马像铁桶一样围了上来。毛泽东这时候重新拿回了军事指挥权，他要带着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，在赤水河两岸的崇山峻岭里，跟蒋介石玩一场惊心动魄的捉迷藏。
眼下的局面，红军不光是枪炮子弹缺，吃的穿的缺，更要命的是消息闭塞，老百姓不了解红军。白军早就把红军的形象糟蹋得不成样子了，说什么红军是“红毛贼”，是太平天国那种长毛造反的，逮着人就“共产共妻”，男的抓去当壮丁，女的抢去做压寨夫人。一渡赤水的时候，红一军团和九军团给中央军委发电报，就说得很直白：“群众亦跑光。”年轻力壮的早跑进山里躲起来了，老弱病残的也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，窗户缝里透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。红军到了地方，想找个向导带路都找不着，想买点粮食也买不到，那真是举步维艰。
毛泽东在井冈山那会儿就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：“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，右手拿枪弹，才可以打倒敌人的。”四渡赤水这一仗，宣传单和枪弹这两样东西，一样都没落下。红军里有个规矩，每个战士身上都揣着截粉笔，走到哪儿写到哪儿，一天至少得写三条标语。这可不是应付差事，《红星》报上专门发了篇《写标语》的文章，号召大家不光要用粉笔，还得找各种颜料来写，要写得清清楚楚、鲜鲜亮亮，让白军想擦都擦不掉。文章里还点名表扬了赤水直属队，三天时间就写了六百多条针对白军士兵的标语，司令部写了二百多条，保卫局也写了一百多条。
你看现在太平渡陈列馆里还能看到那些红军标语：“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”“红军是工农的军队，贫苦工农当红军去，打倒军阀王家烈，取消一切苛捐杂税”“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”。这些话直白得很，不绕弯子，庄稼人一听就懂。遵义那边的老百姓回忆说，红军一进城，满街都热闹起来，墙上一片鲜红，跟过年似的。
光写标语还不够，红军还开仓放粮、开仓分盐。那些大地主大土豪囤积的谷子、盐巴，红军打开了分给穷苦人。这一下，老百姓心里的冰疙瘩就化开了。有个叫王星的红军战士，后来在《投笔从军》里写他当时的感受，说红军多好呀，团结友爱，不分你我，亲如一家，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军队！这话从一个刚参加红军没多久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分量不一样。
群众一认红军，啥事都好办了。一渡赤水之后，红一师进了黄荆老林，那地方正是冰天雪地，路又窄又滑，牲口都摔死了不少。当地老百姓周小林、祝品山这些人，主动跑出来给红军牵马探路，辎重才勉强过得去。火烧寨那一仗，白军占了高处，机枪封了路口，红一师正面冲了几次都冲不动。佃户朱朝禄带着红军小分队从山间小路绕过去，从背后捅了白军一刀，白军一下子就崩了。太平镇的冯开珠老人，当年红军二渡赤水住过她家，她记得很清楚，一开始街坊邻里吓得都躲了，后来发现红军不但不祸害人，还护着老百姓。等红军四渡赤水再路过的时候，群众不跑了，主动腾屋子、借粮食。要搭浮桥渡河，需要木板，群众把门板、楼板、墙板都拆下来抱给红军。红军战士也细心，每块木板都用刀子刻上名字或者编号，怕弄混了还不上。有个叫徐柏生的，后来在《赤水在呼唤》里写到，红军走的时候，老百姓站在路两边，流着眼泪送行。
宣传工作的效果，不光是让老百姓不跑了，还让老百姓扛着家伙来参军。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过一件事：九军团从扎西经古蔺往赤水走，离太平渡还有二三十里地，有个叫栗子坝的小集镇，正赶上赶场，人不少。军团派了几个宣传员去，就这一下午，愣是有一百二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红军。几个宣传员，说动了一百二十个人，这比打一场胜仗还让人提气。徐柏生也回忆过类似的场景，说有些群众扛着刀枪棍棒就来要求参军，当时就收下了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。后来部队把跟来的群众集中起来挑了一遍，凑了近百人，成立了红一军团二师新兵连。等要过赤水河的时候，这个新兵连已经有一百四十多人了。从二十多个到近百人，再到一百四十多人，红军就像播种机一样，走一路，种一路，收一路。
红军不光对老百姓做宣传，对白军也有一套。毛泽东那时候就定过调子，说对敌军的宣传，最有效的办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。抓了俘虏，就给他们做工作，愿意留的发枪参加红军，愿意走的发路费放回去。这一招，直接戳破了国民党那套“共匪见人就杀”的鬼话。一渡赤水之后，红军在香楠坝抓住了当地的团总骆恒川，这家伙平时倒也没干过什么大恶，还是个孝子，关在牢里痛哭流涕给家里养母写信。红军调查了一下，觉得这个人可以教育，就把他放了。这事儿一传开，比贴一百张标语都管用。谁家没有父母？红军连个俘虏的孝心都顾着，这还叫“红毛贼”吗？
蒋介石在西南督战，看到这些汇报，气得不行。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，他专门给刘湘、潘文华发了一封密电，里面说得很无奈：据报，前“朱、毛匪”部窜于川南时，对人民毫无骚扰，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，每取一头，必置铜圆一枚于土中；又到叙永时，捉获团总四人，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，余均释放，借此煽惑民众。蒋介石把红军的做法说成“煽惑”，但这“煽惑”两个字，恰恰说明红军的宣传让这位委员长很头疼。你想想，一支军队饿极了拔个萝卜还要在土里放枚铜钱，这话传出去，老百姓心里那杆秤往哪边偏，还用说吗？
沿河县邮政局局长戴德初，给上司打报告，倒是说了几句大实话：“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，标语之多，满街满衢，门窗户壁，书无隙地。人心归附，如水下倾。”这“书无隙地”几个字，你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来，赤水河两岸的村子，墙上、门上、窗户上，只要是能写字的地方，全都是红军的标语。“人心归附，如水下倾”，这不是形容词，这是白纸黑字往上报的公文，能写出这八个字来，说明当时的老百姓确实是心向红军的。
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，抓住吴奇伟部一千八百多个俘虏。这些俘虏里，有十分之八的人被动员加入了红军。你自己想想，上午还端着枪跟红军打生打死，下午吃完饭换了顶帽子就成红军战士了，这转变速度，光靠枪杆子逼是逼不出来的，得靠那套理顺人心的宣传功夫。另外还有个事儿很有意思，红军搞了个“红军朋友会”，专门做白军军官的工作。侯相如这个白军将领，就被红军的朋友会说服了，主动解散了部队，给红军在古蔺那边行动减轻了不小的压力。这真真是用嘴巴打赢了一仗。
红军自己的士气，也得靠宣传来维持。四渡赤水那阵子，部队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转来转去，一会儿东进西出，一会儿西进东出，今天走大路，明天钻小路，翻山越岭、蹚水过沟，把敌人转得晕头转向。可连红军自己人有时候也犯迷糊，有人就发牢骚：“打仗不怕，死也不怕，就怕受了伤走不了，连个存身的地方都没有。”这话传到军委耳朵里，毛泽东他们很重视，马上在白沙开会，发了份《告全体红色战士书》，把话说透了：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打胜仗，红军就得经常转移作战地区，有时向东，有时向西，有时走大路，有时走小路，有时走老路，有时走新路。这个道理一讲开，战士们心里的疙瘩就解开了。鲁瑞林在回忆录里说，广大红军战士懂了这道理，再没怨言，士气又高涨起来，跟长征刚开始那阵子混乱撤退的样子，完全是两回事了。
红军过老山界的时候，爬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突然听见宣传队在路边搭的棚子里唱歌：“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，我们是人民的武装，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！”旁边石头上还写着粉笔字：“竞赛一下，谁先上山顶？”就这几句词儿，战士们的腿脚一下子又有了劲儿。
宣传队这东西，作用大得很。它不是摆摆样子，是真真切切地融进了红军的血脉里。每一个红军战士，都是宣传员，左手宣传单，右手枪弹，走一路、写一路、讲一路。老百姓从害怕到观望，从观望到亲近，从亲近到支持，从支持到参军，这一层一层的变化，靠的就是这些写在墙上的标语、说在耳边的道理、做在眼前的实事。四渡赤水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得意之笔，不光是军事上神机妙算，更是靠这千千万万条标语、千千万万句话，把人心拢了过来，把士气提了起来，把敌人瓦解了，把胜利的天平一点一点掰了过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