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刚离开罗马的跑道，教皇方济各就坐在了那间狭小的机舱里。窗外的云层还没散尽，他手里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边缘已经卷起来了，看得出来被人反复摸过很多次。那是1945年长崎原子弹爆炸后拍的，一个日本男孩笔直地站在废墟前，腰上绑着一条布带子，背后驮着他死去的弟弟。男孩的嘴唇抿得紧紧的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却没有哭。他弟弟的脑袋耷拉在他肩膀上，脸肿得变形了，嘴唇发黑，皮肤上还留着爆炸时溅上去的焦痕。
方济各把这照片递给旁边的记者看，手指在照片上那个男孩的脊梁骨位置点了点，说他想把这照片大量印出来，发给全世界的人。他说这种照片比一千句劝诫的话都有分量。当时飞机正飞往智利和秘鲁，教皇在机舱里跟记者们聊了快四十分钟，话题转来转去，最后又绕回这张照片上。他讲起美国人投下“胖子”那天，长崎市里的教堂几乎全毁了，很多信徒正聚在浦上天主堂做弥撒，一道强光之后，整个教堂连人带钟楼都消失了。他还讲了广岛的那颗“小男孩”，说爆炸中心方圆两公里内，人连影子都没留下，只有地面上一层黑灰，被雨水冲成一条条黑脓水，流到河里去。
方济各说话的时候，语速不快不慢，但手心一直在冒汗。他说他查过资料，现在全世界还存着大约一万四千枚核弹头，其中几千枚处于随时能发射的状态。他说他半夜醒了经常想一件事——某个雷达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光点，操作员犹豫那三十秒，到底该不该上报。因为以前就出过这种乱子，有一次美军基地的电脑系统误判苏联导弹来袭，值班军官已经拿起了钥匙，就差转那个发射钮了，最后发现是卫星信号反射在云层上造成的误报。方济各说，这种事只要再来一次，而且操作员那天下班前刚跟老婆吵过架，心情烦躁手一抖，几千枚核弹就出去了。
教皇还讲了另一个细节。他说核弹头都装在发射井里，那些井壁混凝土厚达两三米，但里面的值班士兵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见不到太阳，每天盯着仪表盘生活。这种环境呆久了，人容易恍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一名苏联中校，在雷达失灵时判断美国导弹来袭，按规程他应该立刻上报发射，但他多等了几分钟，后来发现是系统故障。要是他那天正赶上被降职处分或者接到家信说母亲病危，可能就是另一个结果了。
机舱里的记者们安静下来，有人翻出自己拍过的某些战争照片对照着看。方济各说他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神父，布道过无数次，但每次提到战争，脑子里浮现的永远是那张照片上男孩的站姿——双脚并拢，背挺得特别直，像是怕背上的弟弟滑下来似的。他说真正让他夜里睡不着的不是导弹飞行的速度，而是男孩身后那根电线杆的影子。照片里那根电线杆斜斜地倒在地上，断口处露出弯曲的钢筋，在焦土上投下一道淡淡的影子。爆炸发生在上午十一点零二分，长崎当地的时辰正好是三阴时刻，太阳光线斜射，而那个男孩和尸体上投下的人影，比地上其他一切阴影都要黑。
方济各说他把这张照片放大了挂在自己书桌上方，每天看。他说那个男孩后来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，他去长崎找过这个人，但资料都在战火中烧毁了。教廷的人帮着查过市政档案，只找到一条线索——照片刊登在当年美国《生活》杂志上，摄影师叫乔·奥唐纳，但男孩的身份一直没确认。方济各说他曾经托人带过话给长崎市政府，说如果这名男孩还在世，他想见见这个人，向他当面道歉，替全世界所有发动过战争的人道歉。
飞机快到智利时，教皇把照片重新折好放回上衣口袋。他最后对记者们说，你们别把这话当成什么政治表态，就是一个八十一岁的老头子的私人恐惧。他说他现在每天早餐前都要读一遍《圣经》里那句“他们把刀打成犁头”，然后抬头看看那张照片，看看那个男孩的脊背和弟弟垂下来的胳膊，再看看窗外——窗外不管是白云还是雷暴，他都觉得比战争年代的天空好看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