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英红这回演了个舞蹈老师，可这老师当得让人心里直发紧。她叫战玉梅，白天教孩子们劈叉下腰，晚上回家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——儿子没了，家里那双练功鞋还摆在老地方，鞋带上系的蝴蝶结是她亲手打的。她每天擦那双鞋，擦得锃亮，然后搁回原处，第二天再擦一遍。邻居都说她疯了，她也觉得自己快疯了，直到那个叫余景阳的男孩撞进她生活里。
男孩出现得特别巧，巧得像是天上掉下来的。他浑身是伤，蹲在舞蹈教室后门抽烟，被战玉梅撞见时，手里的烟头烫了手指头也不吭声。战玉梅鬼使神差地带他回家，给他煮了碗面，男孩狼吞虎咽，吃完抬头说：“老师，您这儿能住吗？我给钱。”她盯着男孩的眼睛看了半天，那眼神像极了她儿子当年偷穿她高跟鞋时的样子——又怯又倔。
可这男孩身上全是破绽。他说自己父母双亡，可手腕上戴的表价值不菲；他说自己辍学流浪，可背包里塞着厚厚一沓高中物理试卷，卷子上分数高得离谱。战玉梅不傻，她当过二十年舞蹈老师，什么孩子没见过？但她选择不问，因为她需要这个男孩——需要有人叫她“妈”，需要有人坐在儿子那张书桌前写作业，需要那盏台灯重新亮起来。
电影最扎心的戏都在饭桌上。战玉梅做了红烧排骨，余景阳埋头吃，她就在旁边看着，嘴角带着笑，可眼神是虚的。她问“好吃吗”，男孩点头，她说“那多吃点”，然后自己一口没动。后来观众才发现，她儿子活着的时候最爱吃这道菜，可她儿子有肾病，医生不让吃，她从来不做。现在对着这个陌生男孩，她把十几年的遗憾全炖进锅里了。
但秘密藏不住。余景阳夜里偷偷翻她相册，被她撞见，两人僵在月光下，谁都没说话。第二天，男孩开始往家里搬东西——一箱牛奶、一袋米、一把新拖把，说是用自己打工钱买的。战玉梅看着他把地拖了一遍又一遍，忽然开口：“你不是缺个住的地方吧？”男孩手里的拖把停了，半天才说：“老师，我查过你儿子的病历。”
原来这男孩是医学院的学生，他母亲当年因为医疗事故去世，他翻旧案时发现了战玉梅儿子的主治医生——正是当年那个误诊的医生。他接近她，本来是想从她这儿找证据，结果发现这女人连儿子的死亡赔偿金都没要，就守着个舞蹈教室过活。他看她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对着镜子跳舞，跳的是她儿子最喜欢的《天鹅湖》，跳完了对着空气鞠躬，说“谢谢观众”，眼泪就砸在地板上了。
电影的狠劲在于，它把两个伤痕累累的人塞进同一间屋子，谁也不说破，谁也不许哭出声。战玉梅发现真相那场戏，她翻出男孩藏在枕头下的录音笔，里面录着她半夜哭醒的声音。她没砸录音笔，反而坐下来，对着录音笔说：“你想听什么？我儿子是死于医疗事故，那医生后来被吊销执照，但没坐牢。我恨了他十年，后来我去看他，发现他瘫在床上，小脑萎缩，连话都说不清。你说我该恨谁？”
男孩蹲在门口听完，进门跪下了。他说自己不是来复仇的，是来被救的——他母亲死在那家医院，他学医就是想弄明白为什么，可越学越怕，怕自己将来也变成那个误诊的医生。战玉梅把他拽起来，说：“你今晚别睡沙发，睡我儿子那屋吧，床单换过了。”
后来两人开始像母子一样过日子。男孩教她用手机挂号，她教男孩劈叉，男孩疼得龇牙咧嘴，她笑出眼泪。可导演没让他们俗套地团圆——男孩的父亲找来了，那个家暴男砸开门，要带儿子走。战玉梅挡在门口，浑身发抖，却说：“你碰他一下试试。”男人薅住她头发，男孩抄起凳子冲上去，三个人扭打成一团，最后是邻居报了警。
警车带走男人的时候，男孩蹲在路边，捂着脸不说话。战玉梅走过去，坐在他旁边，说：“我儿子死那天，我在医院走廊坐了一整夜。护士过来问我，要不要看看遗体，我说不看了，我怕记不住他笑的样子。”男孩抬起头，眼睛通红：“那您现在记住了吗？”她没回答，只是把那双练功鞋塞进他手里：“这是我儿子的，你穿吧，你脚跟他差不多大。”
电影结尾，男孩穿着那双练功鞋，站在舞蹈教室的镜子前。战玉梅在身后喊“挺胸”，他挺了，脚跟笔直地并拢，像棵刚抽条的树。窗外阳光正好，她看着镜子里的两个人，忽然明白：当年她没救回儿子，但今天这个男孩，在她这儿活过来了。
《数到三》的片名挺妙——数到三，是把眼泪咽回去的时间，是一个拥抱能撑住的极限，也是两个陌生人在彼此伤口上撒盐又敷药的三次心跳。惠英红演得真好，她每次看那个男孩的眼神，都像在看自己碎掉又重新拼起来的影子。这电影不煽情，它把最苦的滋味掰碎了，一口一口喂给你，你咽下去的时候才发现——原来不喊疼的人，疼起来才最要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