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影《密档》还没上映，但预告海报已经把故事的核心亮出来了：一只不起眼的旧文件箱，里头塞满泛黄的纸页。这些纸，就是中共早期记忆的“一号机密”——中央文库。
这中央文库是什么来头？说白了，就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地下斗争时期搞的一个秘密档案库。里头存着从建党到撤离上海那会儿的两万多份重要文件。你想，那会儿上海滩十里洋场，灯红酒绿，可就在这花花世界的眼皮底下，一帮地下党员前赴后继，用命守着这些纸片子，一守就是二十多年。
故事得从1926年说起。那会儿党中央在上海，但文件管理是一团乱麻。因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成天围剿，中央开会办事尽量不留字，文件传阅完就烧，重要的指示全靠人肉传话。再加上没有固定办公点，文件就散落在各个负责人手里，放在他们家里、联络站里，或者随便租个隐蔽小屋塞着。
到了1926年7月，中央开了个扩大会议，决定设个中央秘书处，里头有文书科、会计科、交通科。文书科管文件收发、保管、油印密写这些杂事。后来大革命失败，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翻脸，中央机关当年10月就撤回上海，秘书处也跟着回来，内设的科改叫处。文件保管处设在上海戈登路1141号，就是现在的江宁路673弄10号。这地方专门管中央和领导人攒下的所有要留的文件，也接收各地送上来的报告。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。
那会儿做地下工作，最怕文件泄露。所以中央秘书处定了规矩，文件要一式三份。到1930年，中央又发了个通告，说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，“不需要的文件，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”。到当年9月，所有机关的文件就全集中到保管处了。
文件越堆越多，总得有个规矩。周恩来就指示秘书处的人，找瞿秋白来定个办法。1931年4月，瞿秋白起草了《文件处置办法》，规定文件怎么分类、怎么编目、怎么留存、怎么销毁。他还在文末加了一句：“如可能，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，一份存阅，一份入库，备交将来之党史委员会。”这“将来”二字，就是冲着革命胜利去的。
同年，六届三中全会后撤销了文件保管处，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在法租界恺自迩路（现在叫金陵中路）顺昌里找了幢安全的洋房，把原先积存的20多箱文件全搬了进去。这就是党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，党内叫它“中央文库”。
《密档》的男主角不是张唯一。电影里的主角是个群像，把好几个文库守护人的事糅在一起了。但张唯一确实是第一任保管人。1931年底，他调任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，文库就交给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。
陈为人接手后，先把文库秘密搬到家里。那时候规矩严，文库工作人员必须守纪律，对外要“家庭化”，独门独户住，不参加党的会议，接头全靠单线联系。陈为人挑来挑去，最后选在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。他和妻子韩慧英开了家湘绣店打掩护，白天做生意，晚上锁上门窗，在昏黄的灯光下通宵整理文件。为了减小体积方便转移，他把文件四周的空白边裁掉，大字转小字，厚纸换薄纸，最后20多箱压成4箱。
1935年2月，韩慧英出去送文件，被捕了。陈为人一下和组织断了联系，断了经费，还得养着三个孩子。他忍饥挨饿，愣是没动文库的念头，借钱租独幢楼房继续守着。一直到1936年秋才重新接上组织关系，把文件交给徐强和李云夫妇。可他自己积劳成疾，移交完文件不久就病逝了，才38岁。
之后徐强、李云、周天宝、刘钊几个人轮着管。1940年秋，文库到了缪谷稔手里，安置在康脑脱路（今康定路）生生里的石库门房子里。缪谷稔早年被叛徒出卖坐过牢，出狱后接着干地下工作，肺病缠身，可他还是每天走老远路去翻晒文件，怕受潮损坏。后来干脆把文库搬到家里，贴身看护。
那是真真危机四伏。1942年，和缪谷稔单线联络的交通员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了。郑文道是党组织安插进日方情报机关的人，为了保密，跟家里断绝了往来。押送途中，他跳车自杀，摔得头破血流，没死成，被关病房严加看管。一周后出病房受审，他又趁敌人不备跳楼，这回牺牲了。他用命保住了党的机密。
也是1942年夏，陈来生接下了这个担子。他才23岁，是最年轻的一个，也是守得最久的，一守就是七年。他发动全家，用竹篮、面粉袋这些简陋工具，把两万多件文件运到新闸路赓庆里，藏在一个过街楼下面的阁楼里。那儿人多眼杂，后来又搬到成都北路972弄3号。
1949年10月13日，《解放日报》登了封嘉奖信，是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。信里说，七年来，尽管日寇、汪伪、蒋匪帮搞了种种封锁搜索、清查户口，靠陈同志和他家属积极掩护，这批文件完好无损。还因为他细心用樟脑粉等药物包装、经常曝晒检查，文件也没受到鼠咬虫蛀，没腐蚀。
这些年里，中央也不是没想过把文库转移走。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5月，周恩来率团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，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到上海，计划把文库全搬到延安。陈来生把5000多份文件装进两个航空皮箱，交给刘少文。刘少文乘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，把四分之一的文件送到了延安，交给中央秘书处。可后来国共谈判破裂，内战爆发，转移计划没法继续，陈来生又把文件封存起来，一直守到上海解放。
上海解放后，陈来生亲自押着胶轮车，把全部档案送到市委组织部。组织部给了一张证明，说收到陈来生自1942年7月起保管的文件资料，共104包，装16箱，没受半点损伤。
1949年9月，中央办公厅收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签发的三个A级电报，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，要指定可靠的人清理登记、装箱，专人护送到北平中央秘书处，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要先予奖励。电报里最初写的是“有功的同志”，毛泽东亲笔改成“有功的人员”，意思是那些同志、朋友、家属，只要出了力，都得表彰。
1950年2月，华东局把清点登记好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到北京，交给中央秘书处。同年3月，中央秘书处报告说，这批文件共1.5万件左右，包括1922年到1934年的中共中央文件、中华苏维埃政府文件、红军文件、共产国际文件、各地党委文件。至此，库藏全部移交中央，中央文库正式结束。
现在，这批原始档案就存在中央档案馆里。纸页早就泛黄了，但上面记录的那些年月，那段挖空心思藏匿、豁出命去守护的历史，还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