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晚上海影城门口，石库门房子直接搭到了大街上。余兴里杂货铺、西摩照相馆，还有墙上贴着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标语，走进大门那一刻，好像真回到了1942年的上海。我顺手在“杂货铺”买了一瓶盐汽水，旁边一位阿姨在跟同伴说：“这弄堂跟我小时候住的一模一样。”她就是来看《密档》首映的。
《密档》这个故事，说穿了就是讲“过日子”。导演郑大圣自己说的，他想拍地下党怎么过日子，小市民怎么在至暗时刻熬过每一天。电影里没有枪林弹雨，没有飞檐走壁，连敌我交锋都很少正面展现。袁弘演的徐书亭和李妍锡演的沈玉琳，就是住在石库门里的两口子，表面上是普通市民，操心的全是柴米油盐。电费涨了，米又贵了，邻居家今天吃了什么菜，楼下卖唱的歌女今天嗓子哑了没——这些才是他们的日常。可就在这些日常底下，藏着两万多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35年间的机密文件，也就是中央文库。
这批文件有多重要？没有它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早期党的组织到底怎么运转的，哪些人开了哪些会，哪些决议是怎么做出来的。中央文库从建立那天起，就在上海滩这样一间不起眼的房子里，藏着掖着，传了十几代保管员的手。从1923年到1949年，二十多年时间，中间经过张唯一、陈为人、徐强、李云、周天宝、吴成方、陈来生这些人，一批接一批地守。郑大圣在首映礼上说，他看资料的时候被震住了——31年到49年，十八年间，两万多份文件在上海，没有霉烂，没有虫蛀，没有鼠咬。“怎么可能做到？”他不是在提问，他就是在感叹。那个年代的上海，石库门房子潮湿，梅雨季的时候墙角都长了毛，纸张放在箱子里，一个不小心就发霉。可这些文件就这么被保存下来了，完整无损。
瞿秋白起草的《文件处置办法》里有八个字：“备交将来。”袁弘说他见着这份手稿的时候，心里那个震动不是语言能形容的。他自己党龄二十多年，高中的时候就入了党，演过不少红色题材的戏，可那八个字扎进眼睛里的时候，他跟导演一样，眼眶就红了。他说：“‘备交将来’这四个字，放在今天来看，那个‘将来’已经被时间回答了。”
电影里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什么高光时刻，反而是那些细碎的日常。石库门里的“七十二家房客”，各怀心事。房东精打细算，房租每月催得紧；商人趁机囤货，想发一笔乱世财；卖唱的歌女，嗓子哑了也得唱，不然明日饭钱没着落；外国学生跑来避难，也学着上海话跟邻居打招呼。他们比邻而居，天天见面，可谁也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人，谁也不敢多问。徐书亭跟沈玉琳就在这些人眼皮子底下，把文件藏在墙纸后面，藏在樟木箱底，藏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。每天该买菜买菜，该做饭做饭，该摆摊摆摊，跟邻居聊天的时候还得留心，一句话说漏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。
演员邵峰在首映后说，这片子没有全员高光的英雄群像，它就是展示了老百姓怎么活。谢承颖也说，乱世里的每个人，身上都有各自难处，都有不愿意对人说的心事。影片的“细”不是技术上的细，是生活本身的细。那些缝在衣服夹层里的文件，那些藏在牙粉盒里的密电，那些煮烂了才能传出去的消息，全都融化在油烟味和叫卖声里了。
陈为人的后代秦岭昨晚也来看了电影。他的姨姥爷陈为人就是中央文库的保管员之一，那位写下“开箱必读”的人。他姨姥姥韩慧英、奶奶韩慧如也都参与过这份工作。秦岭说，他从小听这些故事长大，电影里那些“细到近乎琐碎”的细节，反而让他觉得无比真实。“当年的那些人，就是在极度压抑隐忍的环境里，凭着信仰，不声不响地走下去。”他没说“伟大”这两个字，但所有人都听得出来，他说的就是伟大了。
电影拍得很克制，没有煽情，没有嘶吼。就像那个年代的上海，阴沉沉的空气里，人们照常过日子，照常做饭、洗衣、聊天。可就在这平淡到近乎无聊的日常下，有人把命都赔了进去，就为了让那份“备交将来”的文件，能交到天亮之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