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上海的马路两侧密植着梧桐与香樟，小区角落里也少不了雪松、广玉兰这类骨架高大的乔木，枝叶交叠成天然的遮荫网，正好给蝉留足了落脚的地方。今年热来得又早又猛，梅雨季刚退，气温直线往上顶，最高值干脆冲破四十度。老天爷这么一鼓劲，蝉们自然早早钻出土面，满城全是它们的嗓门。我们习惯叫它知了，老上海人偏喜欢喊一句“野胡子”。小时候真搞不清这称呼从何而来，只觉得夏天一到满耳嗡嗡，进了秋冬又凭空销声。后来才弄清，雄性蝉的胸腹交界处长着特化的发声器，配上尾部延伸的两对透明长翼，一振动便能扯出尖锐的鸣响。它们在地底下蛰伏数年，全靠吮吸植物根系的汁液撑过幼虫期，羽化爬上树干后，依旧扎进枝条和叶片里喝水过日子。老谜语说得直白，“唱歌不用嘴，声音真清脆；嘴尖像根锥，专吸树枝水”，画的就是这套活法。雄蝉拼命嘶鸣，无非是为了招引雌蝉，交配完毕，生命周期也就画上句号，难怪常被调侃成“短命歌手”。
想起早年跟邻居孩子在兆丰公园也就是如今的中山公园捕蝉的日子，手里操着削尖的长竹竿，竿头糊上一层熬好的面筋，眼盯树冠缝隙，耳贴树干听动静。年纪轻视线亮，不多时就能捞满一笼。到家天井里摊开笼子，肚皮朝天，食指肚轻轻顺着腹部纹路刮，敢叫唤的留作玩伴，碰到闷声不响的雌性便随手放生。竹竿配面筋之所以百发百中，全凭蝉的两个习性：翅膀薄如蝉纱，极易附着；趴在枝干上永远仰着身子，双翼完全暴露朝下，捕蝉的人站在一旁只需轻轻一粘，跑不掉。前几日我在阳台整理杂物，余光瞥见一只体形格外饱满的知了正仰贴在米兰的细枝上纹丝不动。我知道它正处于羽化后的软壳期，手头没现成的网套，转身从抽屉里摸出厨房用的大号镊子，凑近夹住一侧翅膀，它立刻“叽叽叽”地剧烈挣扎，鸣声也劈了叉。我正想凑近辨认背部的纹路，它猛然弓起身子挣脱，带出一声闷响，我掌心只捏着半截断裂的透明翅膜。
这类昆虫走进书面语的年纪实在久远。古人写“一声清溽暑，几处促流声”，或是“志士心偏苦，初闻独泫然”，都是在拿它的叫声垫底，托出自己的郁结。骆宾王囚于狱中，听见“西陆蝉声唱”，联想到自己玄鬓已换白头，露水打湿翅膀飞不高，疾风吹乱声响传不远，无人相信它饮露的高洁，只能对着它独自沉吟。王维那句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反其道而行之，越吵越显空寂。这些意象慢慢渗进日常，变成金蝉脱壳的机变、噤若寒蝉的收敛。寻常百姓也没少把它往桌上搬，中医里取蝉蜕或成虫入药，对付外感风热、咽痛失音、小儿惊厥都有讲究，《礼记》里早有祭祀与宴饮食蝉的条框，从前粗茶淡饭的桌案与深宅大院的膳房都认它这一味。南京路食品公司的玻璃冷柜里，曾经整瓶装着的蝉，标签上不知哪位店员笔误贴成了“龙虱”，分明是水生甲虫的名号，硬安在夏虫头上，反倒添了几分市井的俏皮。
把视线转到银幕上，蝉的声音同样扛着叙事的重任。吴贻弓导演的《城南旧事》开篇不设旁白，镜头掠过北平的胡同与枣树，蝉鸣先一步涌进来，把英子的童年铺成一条慢悠悠的暗河；杨德昌在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里把画面曝在高温里，蝉声稠密得化不开，少年的躁动与压抑全被那层闷热裹挟，连台词都显得多余。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拍家族日常的夏日，蝉叫从不当背景板，而是人物沉默时的呼吸，是饭桌旁欲言又止的停顿。国内不少青年作者的影像作品也喜欢把蝉声抽离成情绪引信，热浪扭曲空气，树影摇晃，蝉鸣一阵紧似一阵，镜头切到少年奔跑的背影或空荡的教室，时间仿佛就此打结。咱们如今走在树冠连成片的新浦路上，抬头看叶隙漏下的碎光，听耳畔骤然炸开的长音，与其把它当成扰人的背景杂音，不如当作季节递来的明码标价。镊子终究夹不住半片残翼，古人的叹息也拽不回光阴，可每年这时候，它们照样准时攀上枝头，把夏天的密度一层层唱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