赤水河的水，还是那样急，那样浑。站在太平渡口，望着对岸的山，你很难想象，八十多年前，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，是怎样在这条河上来回走了四趟。泸州这地方，四渡赤水的红色文化资源，不是博物馆里冷冰冰的展品，它们就散落在古蔺、叙永那些大山深处的镇子里，跟老百姓的日子搅在一起，分也分不开。
红军在泸州待了五十四天，这可不是个短日子。从一九三五年一月末进川，到三月中旬渡过赤水河离开，行经了八十多个乡镇，走了六千多里路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们不是光走路，在石厢子开了会，就是那个“鸡鸣三省”的地方，四川、云南、贵州三省的鸡叫都能听见，在那儿决定了重大方针；在白沙也开了会；在二郎滩背水一战，在镇龙山奔袭，打叙永县城，打天堂坝。中央红军走了，留下川南游击纵队继续打游击，牵制敌人，掩护主力转移。那些战斗，不是教科书上简简单单的几行字，是真刀真枪的拼杀，是活生生的命换来的。
资源是不少，可问题也摆在眼前。你到那些乡镇去看看，有的旧址保护得还行，太平古镇上的毛泽东旧居、朱德旧居，修葺得规规矩矩，引着游客参观。但有的地方，就差点意思了。管理的部门多了，你管一段，我管一截，结果谁都没管好。有的房子年久失修，墙皮掉了，木头朽了，看着让人心疼。还有些遗址，建新农村、修路的时候，没太在意，说拆就拆了，等想起来，已经没了。当地的老百姓，有些手里还留着红军用过的东西，锅碗瓢盆，或者一枚铜板，问起来，他们也说不出太多门道，就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。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物件，没有人去系统地收，也没有人给个说法。
最大的问题，还是利用得不够。古蔺、叙永这些地方，山高路远，本来经济就发展得慢。搞红色旅游，是个好路子，可实际做起来，效果不太理想。游客来了，在太平渡口拍张照，在陈列馆里转一圈，一两个小时就完了，然后开车就走，根本留不住人。留不住人，就谈不上吃饭、住宿、买点特产，带动不了当地的经济。而且，泸州、贵州的遵义、云南的扎西，都在打四渡赤水的牌子，但各搞各的，没形成合力。你这边讲这个战斗，我那边也讲这个战斗，内容差不多，路线也差不多，游客看了一处，其他地方就不想去了。旅游产品太雷同，没有自己的特色，市场自然不温不火。政府着急，投入不少，又是修路又是搞活动，可游客就是不买账，觉得没意思。
其实，这地方能看的东西，远不止那几个渡口和会址。太平古镇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吊脚楼沿着赤水河边的山坡一层层叠上去，走在石板街上，能闻到隔壁酒厂飘来的酒糟味。古蔺县二郎镇，郎酒厂就在那儿，这酒跟红军还有段故事。当时红军在二郎滩打仗，老百姓心疼战士们，把酿好的酒拿出来给他们擦脚、疗伤，那酒香混着血腥味，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。叙永的石厢子彝族乡，还有马嘶苗族乡，民族风情浓郁，苗家的刺绣、彝族的火把节，跟红色文化交织在一起，别有味道。箭竹乡的团结村苗寨，双沙镇的白沙社区，那些传统的古村落，老房子、老树、老人，仿佛还停留在过去。
守着这么好的资源，该怎么弄？不能光靠政府拨款修几个纪念馆完事。得把账算清楚，到底哪些遗址还在，状况怎么样，先摸清家底。这个工作有点晚，但总比不做强。然后要分级分类，重要的赶紧抢救，一般的也要维护，不能等到塌了再修。规划要跟当地的发展结合起来，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，搞得跟周边环境格格不入。比如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泸州段的建设里，把这些点串成线，设计几条像样的徒步路线或自驾路线，让游客能住下来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而不是赶集似的打卡。
教育这块也很重要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对那段历史越来越陌生。建好的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分院，就是要请老师来讲，让党员干部来学，也欢迎普通百姓和学生们来听。多搞一些学术讨论，把红军在泸州的故事挖深挖透，光讲打仗不够，还得讲那些“三个铜板”“营盘山上桔子红”“红军盆”的故事，讲讲红军纪律有多严明——拿了老乡的萝卜，非要留下铜板；住过的人家，走的时候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些细节才是最打动人的，比空洞的口号更能让人记住。还得想新点子，把红色文化和当地的郎酒文化、苗族彝族文化结合起来，打造一些特色体验项目。比如在二郎镇，游客参观完红军遗址，还能去酒厂看看酿造过程，了解郎酒和红军的故事，临走买两瓶“红军酒”当纪念品，这比卖普通纪念品有意义吧？古蔺、叙永的生态环境也好，漫山遍野的竹林，空气清新，可以发展生态旅游，让游客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同时，也能享受绿水青山，住下来，吃吃农家菜。
这事儿不是一个部门能干成的。泸州得跟贵州的遵义、毕节，云南的昭通商量好，一起规划线路，别搞重复建设。你这边侧重太平渡的历史，我那边侧重某次会议的决策过程，大家各有侧重，共同把四渡赤水这个品牌打响。只有政府牵头，协调各部门，再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让文物保护成为他们自觉的事情，才能真正把这笔宝贵的财富守住、用好。毕竟，那些故事，那些精神，不应该只存在于档案和陈列柜里，它们应该活在现实的烟火气里，一代代传下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