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孝全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。在《器子》里，他不再是那个温吞水一样的文艺男主角，而是成了一个被命运碾碎又自己把自己拼起来的父亲。电影开场，他还是个普通的棒球教练，带小孩练球，嗓门大，动作利索，脸上带着那种台湾夏天特有的晒痕和笑纹。可镜头一转，他女儿不见了。就那么一会儿工夫，孩子就没了。警方找不到，监控断线，线索像被水冲过的粉笔字一样消失。然后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对面的人声音很平，说孩子已经“处理”了，器官进了黑市，现在应该在某个有钱人的身体里跳着。他捏着电话，手指关节发白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骨头，又像被灌进了水泥。
影片最狠的地方不是那些打斗，是细节。他去找女儿那天下着雨，警局里没人理他，他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手里攥着女儿那双没来得及带走的小白鞋。镜头就对着那双鞋，拍了好久。后来他查出线索，顺着一个倒卖器官的中介摸到地下仓库，推开门，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容器，有肾脏，有眼角膜，甚至还有心脏，每一个都贴着编号，像超市货架上的罐头。他一个个看过去，手指发抖，最后在一个贴着“儿童肝脏”标签的罐子前停下来，眼泪就那么无声地砸下来，砸在那些标签上，糊了字迹。
张孝全演这种角色是有说服力的。他的脸本身就带着一种被生活磨过的粗粝感，眉骨高，眼窝深，不笑的时候像藏着很多事。但这次他把他身体里那股狠劲全放出来了。影片里有一场戏，他在暗网黑市里找到了一个负责摘取器官的医生，那人西装革履，坐在办公室里，像个正经的诊所老板。张孝全没有冲进去就动手，他反而坐下来，慢条斯理地问对方：“我女儿的肝，是不是你取的？”对方愣了一秒，想按警报，他一把抓住对方的手，力道大得骨头咯吱响，然后他说：“你最好祈祷她死的时候没受太多苦。”那句话说得很轻，像怕吵醒谁，但整个影厅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导演简学彬在处理暴力场面时很克制，不玩花哨的慢镜头，也不搞多余的配乐。很多动作都是一瞬间完成的，张孝全用棒球棍砸碎那些装着器官的玻璃罐，碎片飞溅，他不管，就往前走，脚上沾着血和液体，脸上全是那种麻木又决绝的神情。他不是在复仇，更像是在执行某种仪式，把那些不属于他的东西一件件夺回来，哪怕那些东西已经和他女儿毫无关系。
影片里还有一个很扎心的设定，那个贩婴集团的头目是个女人，穿旗袍，养猫，说话温温柔柔的，像邻居阿姨。但她手下的网遍布整个东南亚，从医院产房到边境口岸，每一条线都沾着血。张孝全最终找到她时，她还在煮咖啡，问他：“你女儿很乖吧？我记得她，她哭得少，很省事。”这句话彻底把他最后的理智烧断了。他掐着她的脖子，把她按在咖啡机上，蒸汽冒着，她脸上的笑容终于没了。那场戏拍得特别长，两人不说话，只有蒸汽嘶嘶的声音，和张孝全粗重的呼吸，然后他松手，退后两步，整个人像被掏空一样靠在墙上。他报了仇，但没感觉痛快，镜头扫过窗外，天快亮了，街上有人在跑步，卖早餐的摊子也支起来了，世界照常转，只是他的世界已经没了。
电影最后没有给一个爽快的结局。张孝全坐在河堤上，旁边放着一双新的小白鞋，比他女儿那双大一号。他买的时候没注意，买回来才发现尺码不对，就那样放着，也没拿去换。风吹过来，他点了根烟，吸了一口，又掐灭，自言自语说了句：“阿妹，爸爸帮你把坏人都打跑了。”然后镜头拉远，天很蓝，云很白，河面上的光一闪一闪的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《器子》能定在4月18日上映，说实话，这种题材在大银幕上不多见，导演没有把器官买卖拍成惊悚片，而是当成一个父亲的全部人生来拍。张孝全从隐忍到崩溃再到麻木，每个阶段都演得让人心揪。他不是英雄，他只是一个在垃圾堆里刨自己孩子骨头的父亲，刨不动了，就用拳头砸，砸不动了，就用身体去撞。这种力量感不是那种肌肉型的力量，而是一种绝望里榨出来的狠劲，观众看得见他的痛，也看得见他眼里那点不肯灭的光。哪怕到最后，他买的鞋还是错尺码的，但那束光，一直烧到片尾字幕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