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五日，《醒来》拖着长镜头把最后一幕收进黑场，整部剧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落下了帷幕。它没走那种一路飙车打枪的套路，而是把目光钉在1941年的杭州和上海。那年头街头到处是风声鹤唳，日伪的探照灯扫过弄堂口，国民党特务的茶馆里藏着监听设备，地下党在暗房冲洗的底片上刻着密码。陈开来本来就是个拍照片的照相师，手里端着一台老式相机，没想到一次给租界外商拍婚礼的底片冲洗，不小心卷进了线人交接的暗桩。他本只想保住自己的店，可图纸、名单、密电码像潮水一样往他家里灌，他不接，对方就敢砸门；接了，转身就可能掉进陷阱。这种被逼到墙角的处境，比任何刻意安排的枪战都让人喘不过气。
导演赵宝刚拍的时候，其实不太在意谍战剧该有多少反转和计谋。他更看重的是“醒来”这两个字落在具体人身上的分量。陈开来一开始就是个典型的市井小人，能躲则躲，算盘打得精，连给同胞递个情报都要先摸摸口袋看看够不够赔命。可时代根本不给人慢慢算账的时间。他在暗房里看着显影液一点点浮出敌人的布防图，手抖得对不准焦距；他在雨夜跟接头人碰面，对方突然掏出枪指着他问“你是哪条线上的”，他只能靠一句“我姓陈，开照相铺”硬顶过去。信任这东西在那年头比金子还脆，稍微一个眼神不对，可能今晚就得埋在西郊的荒坟里。赵宝刚把摄影棚搭成了旧上海的缩影，旗袍、呢绒帽、黄包车夫、报童吆喝，全被塞进一种随时会崩断的弦里。人物不是靠喊口号长大的，是靠一次次拿命去试水温，发现原来自己心里那点私心，根本抵不过眼前这片快要沉下去的地界。他和那位潜伏在报社的年轻编辑阿青的互动就特别实在，两人为了对上一份货单上的日期，能在阁楼里熬过整整两个通宵，饿得啃冷馒头，还得提防窗外巡逻的巡捕。默契是熬出来的，不是演出来的。
滕勇在评论里提到普通人怎么在生死关头把信仰这事儿坐实了，这话放在剧集里一点都不虚。陈开来后来接手任务，不再是被动应付，他开始主动记笔记、画关系网，甚至学会了在日语对话里听出双关的语气。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站在哪一边，是在一场搜查中，眼看年轻同事被抓走，他咬着牙把关键名单藏进相机胶卷筒里，顺着下水道爬出去的时候，膝盖磨破了皮，血混着泥水往下淌。那一刻没什么慷慨激昂的独白，只有粗重的呼吸和冷掉的雨水，可人就是在这时候醒过来的。谍战外壳只是引子，真正撑着这部戏往前走的是人在极限状态下的真实反应。活命也好，动情也罢，最后都得让位于责任，这不是天生的觉悟，是环境一寸寸逼出来的选择。等到结尾镜头拉远，上海外滩的雾还没散，陈开来把相机锁进铁柜，转身走进人群，观众大概能明白，所谓醒来，不过是看清了脚下的路，再也没法假装看不见。